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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四集《永远在路上》******

　　四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四集《永远在路上》，1月10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片中披露了河南省委原常委甘荣坤、安徽省泗县拆迁事务六所原所长王红卫、震动山西的地方金融领域反腐风暴3起案件细节。

　　嗜赌成瘾、干预司法！甘荣坤腐败细节披露

　　甘荣坤，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曾长期在海关系统工作，先后任湖北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5月被立案审查调查。

　　甘荣坤的贪腐，在海关系统任职时就已经开始。当时负责基建工程的他常与建筑行业的老板们一起吃喝玩乐，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嗜赌成瘾，这也成了老板们“绑定”他的绳索。

　　2002年到2018年，甘荣坤在商人老板陪同下，以多种方式赌博，在最疯狂的阶段，他通过与境外赌场连线玩百家乐、网上下注赌球以及“斗地主”等方式连续赌博，欠下巨额赌债，除找老板代付外，甚至不得不将受贿的一套房子卖掉还债。在因公出国出境期间，他多次偷偷跑到当地赌场大肆赌博，输了老板买单，赢了自己拿走，输赢数额累计上千万元。

　　党的十八大后，甘荣坤仍然刹不住贪腐的“惯性”。他在湖北、黑龙江、河南等地任职期间，为多名老板在案件处理、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多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甘荣坤在担任黑龙江、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违规插手干预案件，以案谋私。一方面私下打招呼，一方面在正常工作程序中夹带私货。

　　一位刘姓商人，认识甘荣坤后还没请他办事，先“豪爽”地送上了一千万元。不久后，刘姓商人告诉甘荣坤，自己侄子在洛阳被公安机关拘留，希望他帮忙捞人。甘荣坤知道，干预刑事案件影响格外恶劣，心里并不太情愿。尽管他想要推托，刘老板还是当场拨通了时任洛阳市政法委书记娄会峰的电话，递到了他手里。

　　河南省洛阳市政法委原书记娄会峰：那个老板直接打给我的，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娄书记，甘书记和你讲话。甘荣坤说，你能不能协调一下，人放了，很直接。

　　娄会峰把招呼一级级打下去，刘老板的侄子第二天就被违规释放。

　　越到后期，甘荣坤越来越用权任性。从民事纠纷到刑事案件，从本省到外省，从政法系统到其他系统，甘荣坤帮老板打招呼谋利的范围越来越广，收的财物也越来越多，到落马时，已收受财物1.66亿余元。

　　甘荣坤自以为手法隐蔽，然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陆续从多方面收到了关于他的问题线索，经过分析找准了突破口。甘荣坤成为了在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中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干部，此后又有多名政法系统领导干部相继被查。

　　明目张胆收钱索贿 这个拆迁所所长将权力用到“极致”

　　泗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近几年县城建设高速发展，有不少老旧城区、棚户区陆续搬迁改造。安徽省泗县拆迁事务六所的所长王红卫，副所长张松、马成齐，档案管理员端晓伟等四人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在四人当中，拆迁六所原所长王红卫情节最为严重。从2016年担任所长以来，他收受近80人的好处，总金额达260多万元。

　　拆迁所所长看似是个小官，但权力变现的空间却着实不小。王红卫权钱交易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违规分户、违规更名、虚增面积、将违建算成合法面积、多算装潢附属物补偿等。他不仅接受请托收钱，还主动开口索贿。

　　王红卫根据办事大小，明目张胆收钱，从几千块到十来万不等，还收受大量礼品，烟酒茶、土特产、服装、购物卡，一概来者不拒。对群众的合法权益、合理诉求，他同样吃拿卡要，将手中权力用到了极致，让一些群众深感愤怒。

　　拆迁六所出现腐败窝案，王红卫作为“一把手”，不仅带头贪腐，还带坏了下属。两名副所长中，张松在王红卫治下深感如鱼得水，几年下来收受财物上百万元。马成齐则有所不同，起初并不想越界。到2019年，马成齐经不住诱惑开始收受财物，堤坝一旦开了口子，就一溃千里，最终他受贿金额超过50万元。

　　档案管理员端晓伟则是2017年大学毕业进入拆迁六所工作。一到单位，王红卫就布置他改档案、做手脚，刚出校门的端晓伟心情十分复杂。王红卫布置端晓伟违规办事的时候，也主动会分给他好处费，不断给他灌输贪腐经。时间一长，端晓伟也渐渐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开始和王红卫同流合污。

　　2021年6月，王红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其余三人也分别受到相应的纪法处理。泗县纪委监委向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县财政局、审计局共发出四份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在全县公布该案的查处情况，推动纠正征地拆迁领域的歪风邪气。

　　为借新债不断“围猎” 这场金融反腐风暴涉案人员达168名

　　近年来，一场地方金融领域的反腐风暴震动山西，最终有12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其中，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12人，涉案金额1亿元以上的8人。这场地方金融领域反腐风暴的启动，源于不法企业“德御系”引发的金融风险事件。

　　“德御系”的实际控制人是田文军，旗下的少量实体产业实质上只是幌子，真正的逐利模式，就是违规从金融机构套出钱来，再投入资本市场运作。多年来，“德御系”从山西省多家农信社、城商行等金融机构违规融资贷款达两千多亿元。2017年，“德御系”长期违规圈钱被戳破，资金链断裂，带来地方重大金融风险积聚。

　　造假是“德御系”的一大法宝，它设有一个所谓的技术处，这里炮制的假公章就有上千枚，从这里查获的伪造文书材料竟重达十几吨。与造假配套使用的另一个法宝就是围猎。当银行主要负责人已经成了被金钱俘获的猎物，自然就不会去捅破“德御系”虚假的“窗户纸”。

　　2017年，省联社开发了一套资金运营管理系统，要求全省资金业务流转、审批都必须通过该系统办理。大数额、高风险业务必须经省级把关。“德御系”的一些违规业务，是无法通过系统关口的，于是，他们把手握该系统闸门主管权的史琴芬锁定为又一个围猎目标。

　　山西省联社资金营运中心原主任史琴芬：田文军他就说起来，孩子毕业了吗？找到工作了没？我说还没，他说去我上市公司去工作去吧，他说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有引进人才，会有一些解决北京户口的这个名额，我说那就先去你那，去他那确实给孩子解决了户口。

　　史琴芬“投桃报李”，为田文军打开了系统的后门。经她批准，开放系统端口，改写业务数据，帮助“德御系”关联企业完成续作和新增资金业务71笔，金额高达264亿余元，造成债务违约金额达68亿余元。

　　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德御系”违规融资导致金融风险积累的重灾区，原阳泉市商业银行就是典型。该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首明先后收受田文军贿赂6000万元，原党委副书记、行长赵建涛更是田文军培植的代理人。

　　2016年，时任副行长的赵建涛准备竞聘行长，提出需要花钱“打点”，田文军当即表示鼎力支持。各遂心愿的李首明和赵建涛，共同为田文军打开了资金的闸门，先后为“德御系”关联企业累计违规融资上百亿元。

　　专案组历时15个月，从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查处涉案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所得总金额达27.89亿元，追缴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共计76.73亿元。

　　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诫我们，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反腐败容不得任何松懈。同腐败的较量就是一场殊死搏斗，只能进、绝不能退，只能赢、绝不能输，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嗜赌成瘾、干预司法！甘荣坤腐败细节披露

　　明目张胆收钱索贿 这个拆迁所所长将权力用到“极致”

　　为借新债不断“围猎” 这场金融反腐风暴涉案人员达168名......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三重原则******

　　【专家视角】 

　　作者：谢惠媛、常舒铭（分别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作为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重要摇篮，高校应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教育，把科技伦理纳入教学，培养德才兼备、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要取得成效，不仅要遵循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要求，而且要尊重教学规律，聚焦教育对象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制度与意识并重、目标与责任并重、规制与引领并重等三项原则。

　　制度与意识并重

　　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是开展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单凭制度本身不足以激发遵守规范的自觉，不足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从根本上需要深层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作支撑。就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之所以被称作是道德的，主要是因为行为者具有道德认知和伦理自觉，自愿恪守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因为行为表现得合乎道德。诚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道德行为是“对于道德价值有觉解，为道德而行的行为”。就制度现状而言，目前我国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有待完善、治理体系尚未成形，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新问题往往倒逼制度作出回应，催生新的规则。在转型升级阶段，伦理意识尤为必要且重要。可以说，不管是制度出台前，还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科技伦理意识都是最后一道，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线。培养伦理意识与加强制度规范，共同构成科技伦理治理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围绕科技伦理治理的着力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双管齐下，激励学生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需要。有调查表明，一些理工科学生对科技伦理抱有偏见，不重视学习规章制度，或者理解不全面、不透彻，处于“熟知而非真知”的状态。鉴于此，教师应一方面向学生系统讲解我国相关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介绍国际社会伦理建议书或伦理指南，帮助他们明确科技活动有制可依、有规可守，另一方面给他们讲解道德的本质和功用等基本原理，并借助情景模拟或场景再现等方式，引导他们思考该情境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使其强化伦理信念，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从而在价值理念上捍卫科技伦理的权威性。此外，高校还可通过辩论赛、知识竞赛、社会调研和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营造教育氛围，多渠道帮助学生把制度规范内化于心，自觉以制度为准绳，在科技活动中始终保持伦理敏感度，发现与抵制违反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在个体层面真正做到伦理先行。

　　目标与责任并重

　　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是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这些目标不仅指向物的推进，关乎某一特定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时也应指向人的发展，体现“术”与“道”的有机统一。就《意见》而言，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目标、科技伦理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人之发展的高度重视。明乎此，才能理解“科技无禁区”的谬误，避免陷入技术“价值中立论”陷阱。与正确理解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培育责任感。责任与目标紧密相连，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科技活动更有可能减少“脱靶”概率、降低伦理风险，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目标与责任相辅相成，充分体现科技伦理的落脚点。

　　着眼于科技伦理的落脚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把握科技活动的目标，培养与提升社会责任感。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单纯关注技术的推进，却忽视技术的根本指向，忽略人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严格区分研究与应用，主张前者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应为其设置禁区，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但通观生命科学、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不难发现，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应用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加之，科技领域本身专业性强、技术壁垒高，事前风险研判难度大。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提醒我们，当代科学技术的可控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技术对人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清晰把握，只有通过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才能逐步呈现出来，但此时技术已对社会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引导学生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多个角度思考行为责任，负责任地开展创新性研究。

　　规制与引领并重

　　科技向善具体表现为，科技活动遵守道德准则，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的作用首先表现为，给科技活动提供必要规范，避免其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防止其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除此以外，科技伦理还应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引导科技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使科技更好地造福人类。换言之，科技伦理不仅要扮演好“守门人”角色，为制度制定、伦理审查和监管等提供价值支撑，而且还应为研究指引新方向、提供新空间。

　　从科技伦理的作用功能出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掌握与守好科技活动的底线和红线，同时帮助他们合理把握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多维理解生活图景，使其在深化认识过程中激发主动性和创造力，以科技呈现生活的丰富样态，避免技术应用挤压生活空间而导致生活扁平化。这是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助推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事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事关科技发展方向，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要素。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切实做到意识与制度并重、责任与目标并重、引领与规制并重，在培养更具伦理精神的未来科技工作者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5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