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经济拉响衰退警报 谁最受伤?******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电 题:全球经济拉响衰退警报 谁最受伤? 中新社记者 庞无忌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是近期全球经济的真实写照。 一边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爆表”的通胀数据。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9.1%,创40年来新高。欧元区6月CPI同比也创纪录地增长8.6%。各国央行被迫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胀。另一边,全球的粮食、能源、财政、气候等多重危机叠加,部分国家民众生计遭遇威胁。 全球经济怎么了?我们是否正在陷入衰退?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副教务长芮博澜(Bala Ramasamy),欧洲知名电子元器件制造商普莱默(Premo)公司首席财务官费尔南多·戈麦斯(Fernando Gomez),与中新社经济部主任魏晞展开对话。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现场。翟璐 摄芮博澜认为,全球经济正走向衰退,这段糟糕的时期可能会持续12-18个月。能源等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冲击或最大。为了降低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各国政府需要协作起来,共同采取行动。 戈麦斯表示,经济衰退的“症状”在夏季之后的几个季度里会显现出来。对于中国,他认为,尽管也会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中国政府会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早地从全球衰退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不公平的危机” 魏晞:最近联合国发出警告称,我们正面临数十年未见的生活成本危机,包括粮食、能源和金融等多个方面,全球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芮博澜:现在全球可以说是危机重重。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是生活成本危机,由于供应链中断,商品的需求和供应之间出现了错位。今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又让本已出现瓶颈的供应链雪上加霜,特别是在能源和食品市场上。这种生活成本危机,事实上是发生在不公平基础上的危机——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危机,而不是富裕国家的危机。富裕国家有能力支付更高的食品、能源等价格,但是中低收入国家却难以为继。最终的结果将是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前挑战还会进一步恶化已经存在的问题,如:收入不平等、贫困、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等。 戈麦斯:以欧洲市场来说,受新冠疫情影响,欧洲已经遭遇了超一年的经济停滞。许多经济领域都关闭了,亚洲与欧洲间的物流运输以及一些制造业领域都遭遇瓶颈。这种供应链受阻,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业的价格和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传导到其他的经济领域,加剧了通胀和对通胀的预期。 “创纪录的通胀” 魏晞:6月份欧元区CPI同比上涨8.6%,再创历史新高,这对欧洲民众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您有感受到通胀的压力吗? 戈麦斯:通货膨胀已经对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是供应链的投入成本上升。随着物价上涨,人们会对薪水上涨有更高的期望,以期补偿部分失去的购买力,但这对企业的结构成本造成了压力。其次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人们对投资和耐用品的支出下降,这又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经营。 芮博澜:从根本上说,通胀发生是因为需求和供应之间存在缺口和滞后,供应无法跟上需求。这种缺口、滞后不断加大,商品价格自然上升。 资料图“美欧等激进加息,让发展中国家跟着遭殃” 魏晞:今年以来,美联储已加息3次,欧元区也开启了11年来的首次加息,这对控制通胀、降低生活成本有帮助吗? 芮博澜:我们没有很多工具来控制通胀,其中,加息是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但问题是:是不是太晚了?因为高通胀的危险其实从2021年年中就已经存在了。现在全球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于是美联储、欧央行在货币市场上采取了激进的(加息)举措。 但这可能会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在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一部分是预期性通胀。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货币贬值。当美国提高利率时,资金会流出发展中国家,从而带来发展中国家本币贬值,进口就会变得更加昂贵。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承受因供需缺口而产生的通货膨胀,还要承受进口型通胀压力。 而且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处理通货膨胀,只能被动跟随加息。付出的代价是,它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下滑。 “欧元贬值可能加剧通胀” 魏晞:戈麦斯先生,人们还担心利率上升会导致欧元急剧下跌。近期欧元对美元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你会担心欧元贬值影响到公司在欧洲的业务吗? 戈麦斯:欧元贬值让企业经营者和欧洲央行都措手不及。从理论上讲,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商是利好,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更具竞争力。但只要我们购买非欧元计价的商品,欧元贬值就会增加进口型通胀压力,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天然气和石油。因此,欧元贬值会让欧洲的通胀状况变得更糟。 我的观点是,目前市场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欧洲中央银行反应的速度。因此,货币政策是落后的。但即使欧央行提高利率,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不太可能会回到之前1.15、1.20的水平。而且,在一个高通胀的国家,汇率是多少并不重要,因为货币正在贬值。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他们还有什么“牌”可打。最有可能出现的是情况恶化,欧洲在未来几个季度出现经济衰退。 “全球经济正在走向衰退” 魏晞:全球经济是否正走向衰退?持续时间会有多长? 芮博澜:我相信我们将进入经济衰退,因为通过加息控制通胀是一把“双刃剑”。不过,当我们谈论这些糟糕情况时,必须记住它们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情况糟糕的话,可能持续12至18个月。如果看过去50-60年发生的危机,平均来说,糟糕的时期大约会维持一年。 戈麦斯:我认为,我们将在夏季之后的几个季度里看到经济衰退的开始。经济衰退有一些负面含义,比如:高失业率、商业领域的损失、人们遭受痛苦等。但它最终是一种平衡。我们已经看到商品价格在6月份开始急剧下降。 魏晞:如何应对全球衰退?哪些国家最危险? 芮博澜: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等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各国能够走到一起,试图共同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在所有国家实施,将有助于解决问题,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没有人可以逃避现在全球面临的问题。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能源价格飙升,对于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或能更好地承受经济衰退。而依赖能源等资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则处境更为艰难,比如斯里兰卡。 “中国经济有望更快恢复” 魏晞:您对中国之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看法? 戈麦斯:我在中国生活了6年,对中国社会、经济有一些认识。首先是韧性。我已经看到中国经济非常快地从过去的几波疫情中恢复。中国经济的韧性是我们在其他许多地方看不到的。我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是,尽管仍将遭受这场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我很确定中国政府会非常果断、坚决地采取行动。事实上,其中一些强有力的举措已经到位了。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早地从全球衰退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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