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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锂价格跌破50万元大关 消费者买车能更便宜吗？******
中新网1月16日电(中新财经 葛成) 受供需变化等因素影响，近日，一向坚挺的碳酸锂价格跌破每吨50万元关口。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原材料，碳酸锂降价将对新能源汽车市场产生何种影响？谁又将从其价格下跌中获益？
资料图：碳酸锂。 盐湖集团供图碳酸锂“身价”近期跌幅超两成
据上海有色网报价显示，16日，电池级碳酸锂均价报每吨47.65万元，价格较2022年11月上旬的最高点跌幅超过两成。
回顾价格走势，碳酸锂曾在两年左右的时间身价上涨超十倍。
2021年初，电池级碳酸锂的价格仅为每吨5万元左右，2022年底则涨至每吨近60万元。进入2023年，价格回调，跌破每吨50万元关口。
作为锂电的消耗大户，新能源汽车持续影响着碳酸锂的供需关系，在其价格变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545.9GWh，同比增长148.5%；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294.6GWh，同比增长90.7%。
在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看来，碳酸锂价格变动与供需关系密切相关。此前，上游材料开发赶不上下游产业发展的速度，因此涨势明显。近期，随着国际市场产能快速提升，碳酸锂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碳酸锂供需格局或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碳酸锂价格下调还未结束，2023年碳酸锂价格将回归到更合理区间。
“目前，碳酸锂价格已经在期货端降到(每吨)40万元以下。”据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预计，碳酸锂价格未来将回归到每吨20万元左右的价格，甚至更低。
国泰君安近期发布新能源汽车行业研报指出，2023年，锂电产业链有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进一步加剧竞争。“锂电产业链各个环节均有不同程度产能释放，如果新增产能大幅超过行业需求，则可能带来产业链产能过剩，从而影响竞争格局和盈利水平。”
资料图：汽车运输。王以照 摄买新能源汽车会否更便宜？专家：降价是长期趋势
碳酸锂价格下跌，买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更便宜？
崔东树认为，考虑到原材料价格下降、制造规模化以及产业创新等因素，新能源汽车价格下降是长期趋势。
据他分析，新能源汽车价格下跌或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新能源补贴退出有利于企业聚焦市场，有利于降低市场增长的预期；另一方面，上游矿产投资带来的供给充足，碳酸锂价格回归中低位有利于整车价格的合理回归。
中新财经注意到，近期，有车企选择以降低终端价格的方式抢占市场。
2023年伊始，特斯拉车型降价的消息就引发广泛关注。其中，Model 3起售价降至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降至25.99万元，两款国产车型已降至历史最低价。
当地时间12日，特斯拉美国官网也下调了所有车型的价格。其中，Model 3基础版降价3000美元至43990美元，降幅为6%；Model S基础版降价1万美元至94990美元，降幅为10%；Model X基础版降价1.1万美元，降幅为9%。降幅最大的是基础版Model Y，降价1.3万美元至52990美元，降幅为20%。
国泰君安在研报中提到，特斯拉降价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在需求端有望得到有效释放。其中，中国和美国市场将贡献主要增量，预计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1400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将达880万辆以上销量水平。
山西晋中的一条汽车生产流水线。(资料图) 张云 摄中国新能源汽车国际竞争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2023年，碳酸锂价格若能回归到合理区间，谁将从中受益？
首先，在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消费者有望享受到更多优惠。
其次，碳酸锂降价将为产业中下游带来巨大的成长空间，产业链有望充分受益。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碳酸锂价格回归，储能、整车厂、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有望加速发展，产业格局将更加健康。
崔东树表示，未来几个月的电池成本必然明显下降，这对改善整车企业盈利带来很大的利好。“前期大量的电池投资，加之上游预期的调低，有利于降低资源价格。”
最后，中国新能源汽车也有望进一步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
崔东树认为，欧美、日韩等企业的品牌优势虽然明显，但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低成本竞争力已经凸显，低成本的价格竞争必然是改变世界汽车格局的核心竞争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脱离原来的国际零部件供应商体系，中国力量在汽车零部件体系将日益强大。”(完)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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